记者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悉，2017年12月16日下午5点，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

　　屠岸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1923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原名蒋壁厚。自幼家学深厚，并受母亲影响热爱诗歌和文学创作。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诗，八十年笔耕不辍。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2011年11月，获得“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

　　屠岸先生一生著述丰厚，有诗集《萱阴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夜灯红处课儿诗》，散文诗集《诗爱者的自白》，文化随笔《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文学评论集《诗论·文论·剧论》，散文集《霜降文存》，口述自传《生正逢时》等。

　　201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屠岸诗文集》，将上述作品集悉数收入，同时又整理收入了大量集外散篇作品。还收入了屠岸先生早年为躲避战乱而与家人辗转迁徙的逃难实录《漂流记》，稚气清爽的文字间还保留了许多幅屠岸先生当时的精彩绘画写生作品，让读者一饱眼福。

　　全书共260多万字，可以说是屠岸先生除翻译之外的文学写作汇总性文集，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文坛老作家整理出版的又一部具有文化价值的经典文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译本60多年间累计印数逾60万册，最新线装珍藏本日前上市

　　93岁屠岸翻译莎翁，与原诗贴心拥抱

　　（原刊于文汇报2016年4月22日第十版）

　　尽管译文已炉火纯青，是公认的权威译本，但屠岸依然说:“如有机会，我还将再进行修订，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他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但名片上却始终印着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

　　他从不以“翻译家”自称，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国内翻译行业的最高荣誉。

　　从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偶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因热爱而翻译，到1950年出版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再到之后几十年间不断琢磨、修订，屠岸的译本陆续被近10家出版社出版，累计印数逾60万册。

　　明天，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上海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线装珍藏本新书首发暨诗歌朗诵会将在沪举行，屠岸特地从北京赶赴上海，亲自用英文吟诵莎翁原诗句;同一天，思南读书会2016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聚焦“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翻译看东西方文化交流”，屠岸作为嘉宾，将与读者分享他在翻译十四行诗时的点滴收获。

　　天才莎士比亚在“作茧自缚”的十四行诗格律中游刃有余，这严谨的自由令人着迷

　　有一种说法，文学经典的译本，生命只有30年，顶多50年，因为译入语不断发生变化，要“与时俱进”，必须要有新译本来代替。屠岸深以为然，此前他数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对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不断修订，是他“一辈子的工作”。在莎士比亚的百余首十四行诗中，他尤其偏爱第十八首、二十九首。不妨来看一下早期第十八首的翻译和后来的修改。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丧失你美的形象;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踟蹰，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长;

　　早期译本里的“凋枯”、“丧失”、“踟蹰”，在最新版本里分别改为了“凋败”，“失去”、“徘徊”。

　　细细品读，不难发现，改动过后的诗句更有韵律感，用词上也更合乎现代常用语习惯。

　　“一般来说，诗的格式越严谨，给诗人自由发挥的余地就越小，然而天才的莎士比亚却能在这‘作茧自缚，的格律中游刃有余，挥洒自如，而且音调铿锵悦耳，非常适合朗诵。尤其是每首诗的最后两行，常常既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又自成一联警句格言。”屠岸倾心于这种“严谨中有限的自由”。

　　十四行诗作为一种为歌唱而作的抒情短诗体裁，源于意大利民间，文艺复兴初期盛行于整个欧洲，有十分固定的格式，就像中国格律诗。在屠岸看来，作为一位诗人，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他对传统十四行诗形式作了大胆革新，将十四行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三个四行诗，第二部分为一个两行对句，按四四四二排列，每行十个音节，采用抑扬格五音步的韵律。这样的格式被后人称为“莎士比亚式”。经他改造后的十四行诗换韵更加频繁，音韵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

　　从上世纪30年代起，莎氏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早期译者有丘瑞曲、朱湘、李岳南、梁宗岱、方平、梁遇春、袁水拍等。可惜的是，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莎氏十四行诗集问世。40年代，屠岸在生肺病的恢复期间投入翻译，历时几个寒暑，终于完成莎氏全部十四行诗的翻译。除了译诗，他还在每首诗后面写有数百字不等的“译解”，补充分析诗句。这是屠岸译著不同于别人的特别之处，曾受到冯至先生的称赞。此书经好友、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介绍，列入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于1950年在沪初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单行本，立刻在当时的青年人当中口口相传，风靡不衰。

　　但屠岸并不满足，此后他一直在琢磨和寻觅更合适的用词、更准确的停顿。1962年，屠岸首次登门拜访请教倾慕已久的卞之琳先生，让他高兴的是，卞之琳肯定了屠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但认为还需修订加工。“先生还亲自为我翻译第一首诗作为示范，但可惜这份手稿不小心弄丢了。”屠岸说，卞之琳并不完全同意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他主张全面求信，神形兼备，在“形”上要求以顿(音组)代步，韵式依原诗，亦步亦趋。屠岸还记得当时向他请教这一观点:如果信而不达，即不信;如果信而不雅，也就不信，因此“信”包括了“达”和“雅”。“卞之琳没反对，我想先生应是默认了”。

　　于是，屠岸根据卞之琳的教诲和示范，对莎翁十四行诗进行全面修订加工。1987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卞之琳特地提到，屠岸用“音组(顿、拍)对应原来的音步，照原来的韵脚安排，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随后也用这个诗体写诗，得心应手，不落斧凿痕迹。”这番鼓励和鞭策令屠岸终生难忘。

　　学铁道管理不忘爱诗初心，旧书店邂逅莎翁结缘爱书同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从小在才女母亲影响下读诗背诗的屠岸，1942年上大学时却念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铁道管理系。多年后，屠岸将当时的选择归为“遵从父命”，但对诗歌的眷念如同心中忍不住破土而出的茁壮种子。大学期间，屠岸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写新诗，翻译惠特曼诗集《鼓声》。

　　70多年前，屠岸家住在如今的上海淡水路复兴中路，附近有一家叫“古今书店”的旧书铺，只有窄小的一开间门面，由父子俩打理，维持着艰难的小本经营。课余期间屠岸常去看书，也淘些廉价的旧书。一次，他忽然瞥见书架上有一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是1904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小巧精致的装帧，让屠岸一眼就喜欢上了。不过2000元(当时流通的伪币)书价让他怏怏地将书放回了书架。

　　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惦记着这本书，生怕被人买走。几天后，他又来到书店，见书还在书架上静静站着，便大胆向店主提出可否借阅一星期，年轻的店主爽快地答应了。屠岸激动地把书捧回家。一周后，他如期归还。店主笑着接过书，同他聊了几句，便掏出自来水笔，打开扉页沙沙写道:“赠给璧厚(屠岸原名蒋璧厚)吾友，麦杆。1943年12月。”

　　屠岸激动得不知所措，忙说:“你们也不宽裕啊。”店主笑答:“书到爱书人手上，是它最好的归宿。”这位店主名叫王麦秆，后成为著名版画家。由此，他与屠岸结为好友，后来还曾为屠岸另一部译著《鼓声》画过插图。1984年，屠岸在烟台与正在此地办画展的麦杆相遇，他把新版《十四行诗集》送给麦杆，“没有您当年赠书，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译本，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把我俩连结在一起。”

　　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改名为《十四行诗集》的屠岸译著，使莎氏十四行诗在告别中国读者20余年后“重见天日”。屠岸将1963年的修改本又作了500多处修改，由昔日好友、知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任责任编辑。封面上的蒲公英，寓意着莎翁的美妙诗句乘风撒播在广泛读者心中。一直到2008年，重庆出版社与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改，参考了罗尔夫注释本(1898)、西摩·斯密斯注释本(1982)、布思注释本(1977)、钱兆明注释本(1995)。如此一来，屠岸的这部译著更臻完善了。

　　翻译十四行诗，离不开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文学打底

　　“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屠岸深知，对中外诗歌的吟诵学习，使他对包括十四行诗在内的诗歌格律拥有自然的亲近感。

　　屠岸读高中时，他的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于是表兄的英国文学史课本，就成了屠岸最早的英国文学启蒙读物。他把英语诗歌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投掷过去，看针扎到哪一题，便将这首诗找来研读，两年间屠岸把百余首英语诗歌背得滚瓜烂熟。在众多的英语诗歌中，屠岸尤其喜欢济慈、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歌。

　　“最开始是喜欢，后来是被征服，有了使命感。”除了对十四行诗格律韵式的着迷，屠岸更折服于诗句中的价值观，他之所以喜欢济慈、莎士比亚，是觉得诗中透露的真善美与自己的价值观十分相近。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屠岸同样深受浸染。1938年写出第一首旧体诗，题目是《客愁》:“落叶满沙坡，长空铁鸟过。天边雁影断，江上客愁多。”那时，屠岸主要还是写白话新诗，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

　　屠岸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他说:“中国诗人我更亲近杜甫，也喜欢李白。小时候我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抗战时我与家长从常州逃难到武汉，又逃到广州、香港，颠沛流离。因此，杜甫的诗对我更加亲切，杜甫历经安史之乱，也是一路逃难，读他的诗好像是读我自己的经历。”

　　巧合的是，谈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屠岸认为它与中国大诗人杜甫歌颂友谊的名篇《梦李白二首》可“东西辉映，相互媲美”。他说，在这首歌颂友谊的绝唱中，莎翁欢情洋溢、乐极登仙的心态，同杜甫坚韧执著、至死不渝的情操各有千秋，都发挥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有些低落，然而其动人之处在于，诗的音律逐渐从自怨自艾、低沉抑郁的调子中一下子解脱出来，特别是从第十行起，调门急转直上，仿佛‘银瓶乍破水浆迸，，出现了高昂激越的旋律，直达友谊的欢乐高峰。”屠岸聊起自己偏爱的这首十四行诗，转折的关键是诗人忽然想起了他与挚友的爱，珍贵的友谊可以消除心头一切愁云惨雾，把人带到幸福的极致。“最后一行把友谊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世界诗歌中是极为罕见的。诗到这里即戛然而止，‘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不尽的余音仍使读者沉浸在‘赞美诗，的高亢音节里。”

　　十余年前，因夫人西去，屠岸曾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彻夜失眠，加剂量的舒乐安定对他都已失效。有一夜偶然睡着，他醒后回忆，睡前正默吟白居易《琵琶行》，他沉浸在“天涯沦落人”故事的氛围和意境里，无意中进入久违的梦乡，从此屠岸就时常默吟召唤睡神，恢复心灵的安宁。

　　小女儿章燕曾问屠岸来世希望做什么，他说，“还是做诗人。缪斯是我的上帝。我不会当小说家。爱画画，想当画家，但也不一定当得成画家;如果是当动物，最好变成一只小鸟。”

　　真正译好一首诗，要抛弃原有思维定势，与原文精神共振

　　“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这是屠岸在诗歌翻译中遵从的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他诗歌美学观念的核心。以他几十年的翻译经验，翻译应该是轻车熟路，但实际上他的翻译速度很慢。屠岸说，自己翻译诗歌一般先看诗歌原文，仔细阅读原文好几遍，再进行翻译。“我要抛弃自己原有的思维定势，与要表现的对象贴心拥抱，成为一种无我之境，灵魂与歌颂对象融为一体。”

　　屠岸这位“诗爱者”，对诗有着朴素的、不加修饰的、发自内心的喜爱。说到技巧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屠岸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没有技巧也就没有诗。诗最好不要有刀斧之痕，这不等于诗不要技巧。天然浑成，天衣无缝，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最高的技巧，达到了化境。”

　　他进一步解释，“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技巧规范。怎样学习技巧?“说不好，靠各人自己去摸索，不仅可从文学作品，也可以从其他艺术作品去学习领悟技艺，比如从优秀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去学习。”他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济慈、莎士比亚，在创作翻译中体会作者的情绪，“有时千方百计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字词，就像追求爱人一样，终于追到了，是一种精神上的狂欢。”

　　屠岸多次提及他尤其钟爱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莎翁企图用诗来使他所爱的人的“上天的笔触”的美永生。这首诗优美、清新、鲜明、柔丽，于悠扬悦耳的音乐中呈示出深刻独到的思想。屠岸说，英国由于所处地理纬度较高，所以夏季是一年中最温暖宜人的季节，也是充分展示自然之美的季节。诗人要歌颂他爱友的美，原本可以用英伦夏季之美来做比喻，但他偏从反面做文章，指出夏天的各种缺陷，借以衬托出他爱友的美之无与伦比，比如诗人用来形容对方美的每个比喻“夏季的一天”、“花”、“天的巨眼”(太阳)等，都有缺点，但诗人能使他爱友的美在诗的表现中克服时间。几十年间，屠岸每每推敲都会有新的喜悦和收获，“诗的主旨在最后四行，莎士比亚指出，人的美质只有反映在人的艺术创作中，才能成为不朽。人的后裔和人的创作是战胜时间的两支伟大力量。这正是体现在莎翁诗中的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